心中陡然升起的丰碑

　　郭连贻先生胞弟郭在贻先生小于兄长9岁。1961年毕业于浙江师院（杭州大学前身），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是当年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8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9年1月积劳成疾，惜英年早逝，年仅50岁。先生天资聪颖，讷言敏行，沉静好学，毕生致力于汉语言文字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诸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对专业的热爱如痴如醉于同陈景润痴迷于“哥德巴赫的猜想”，研究成果与学术思想立于峰巅之上，蜚声海内外，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教育与研究人才。

　　说句心里话，我了解郭连贻、郭在贻两位前辈只是在20多年前的一位邹平老友那里听说过一二，然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对二老的了解并不多，对郭在贻先生的了解就更少。直到2014年，滨州市作协原主席李登建先生所著人物传记《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出版后，一个活生生的邹平布衣文化大咖展现在了面前，读来颇感震撼。2021年4月29日李登建主席转来郭宪玉先生等编辑出版的《郭连贻郭在贻信札合集》（以下简称《合集》）一书，遂即被书中内容所吸引，于是连夜匆匆拜读，粗读大半，顿感心中犹似陡然竖起了一座丰碑，为几近古稀之年的我拼搏夕阳余晖注入了活力！

　　郭氏二老生于三十年代初、末，国家战乱，家境贫寒，幼年丧父，十分的不幸。兄郭连贻除去读过几年私塾，便是靠做学徒时自学《论语》等与后来在人民解放军大熔炉中锻炼和成长打下的基础而成长。弟郭在贻则是在兄郭连贻竭尽全力的鼓励与资助下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成为新中国早期培养出来的杰出优秀人才。令世人敬仰羡慕的是伯仲二人共同的爱好是祖国的传统文化，共同的志向都是攀登中华传统文化与史学的高峰。他们耐得住清贫，经得起诱惑，远离诸妄想，随顺于众生，一心一意忠诚于理想与事业。他们皆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为座右铭，激励自己不断拼搏，勇攀高峰。他们手足情深，相互敬重、相互关爱、相互支持，相互勉励，无惧风雨，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如果说他们是我心中陡然竖起的丰碑，或许有人会疑虑丰碑一词是否过于伟大，然愚则以为他们作为最平凡的土生土长的邹平人，其伟大之处，就在于逆境中目标一致，戮力同心，始终不渝，皆直至生命的最后；他们对理想信念与事业在平凡中见其伟大，始终坚守的是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他们半个世纪的手足亲情皓如日月，比商末“伯夷、叔齐”有过之；他们对伟大祖国的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之执着精神始终犹如骄阳似火最为难能可贵。

　　今拜读《合集》，洞悉郭氏二老人生轨迹，感其成就实是邹平文化先驱者留下的宝贵遗产，是现代邹平传统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兄是山东省政府特聘文史研究馆馆员、布衣学者，弟是九三学社社员、全国著名训诂学家、专业领军人物，伯仲同为邹平大地上党统一战线中杰出的代表人士！倍感家乡大力实施文化振兴之际的今天，树立和宣传郭氏二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家乡和爱家乡山山水水的高尚情怀，学习继承和弘扬郭氏二老热爱祖国传统文化及不懈追求，勇攀高峰的钉子精神，对新时代实现邹平乡村文化大振兴是大有裨益的！

　　一、伯仲墨宝珍品千古流芳限于篇幅，《合集》仅精选郭连贻、郭在贻毛笔书写信札计93封。弟郭在贻部分书信年代：是自1969年4月28日至1988年10月10日（先生去世前3月），近20年间致兄长的部分书信；兄郭连贻部分书信年代：是自1997年11月19日至2014年4月2日（先生去世前近两年），近17年间致社会各界文友书信。其中，弟郭在贻致兄郭连贻51通；郭连贻致书法、新闻、媒体并社会各界老少文友42通。是书，以先文字后附原毛笔书写信札影印件，内容非常的丰富。弟致兄信札均为先生的家书，手足之间的书信往来，既有家庭琐事，也有育儿之苦，更有事业追求所付出的辛酸与喜怒哀乐，也有情真真、意切切的手足情深，皆之真情流露，读来颇为感怀。兄致社会各界文友信札，则体现出了先生身居乡野大儒之风范，体现出了先生德高望重，虚怀若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交友不论长幼等的高尚人品，信札中所体现出的坦诚、谦逊、敦厚、追求、执着与其人生与成就融为了一体。伯仲皆属书法造诣颇高者，观其毛笔书写信札除涉及时代、社会、事业、史料、家庭方方面面之外，且极具有书法艺术欣赏价值，实是一种美的享受。伯仲间同乃书法大家，互以墨宝谈古论今，交流情感，传递信息，互诉衷肠，切磋提高，感天动地，颇显伯仲间少有的人格风范，其情感与难得的墨宝艺术珍品在信札与书法几近颓废的当今更显弥足珍贵。摘其一二，足见先生二人清高与儒雅不落流俗甘于奉献之人生。

　　二、郭在贻—家书抵万金

　　鸿雁传书学术至上远离故土的游子与家人之间的书信来往本多见的是家长里短，互诉衷肠。然拜读《合集》，弟弟给哥哥信中最为耀目之处，且给人以最深印象的却是在祖国传统文化事业上的交流，其付出与收获、喜悦与酸辛，皆令人产生凄楚酸苦之感。他们无论逆境还是顺境，无论身处乡野故土的布衣兄长，还是荣登高等学府讲坛的教授弟弟，都始终表现出对理想信念与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始终不渝的不懈追求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因共同的志向、目标、爱好及在学术问题上的交流最为触动人的心灵，这在郭在贻先生致兄长的家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人心浮躁几成社会通病、所谓的诗词歌赋遍地开花及人们提笔不讲章法现状盛行之时，先生曰：“拿章氏（章太炎）的学术跟当代的大人物郭公沫若作一比较，我不能不说一句公道话：前者如大海，后者不过湖泊而已（1974年10月13日）。”此信件写于1974年10月，时郭沫若先生尚在世，足可谓先生非仰人鼻息者，实属刚正之辈，当今社会，尤为可敬！又曰:“夫诗词格律者，不成其为学问者也，太炎夫子所嗤之以鼻者也，此君竟视此种玩意为正经学问，其腹笥之陋概可见矣。余近年来潜于甲骨、金文之研讨，正在系统阅读这方面的著作，惜呼同辈中能谈此道者绝无其人，杭州仅有二三老宿谙于此学（1975年5月29日）。”又曰：“时下见之于报端的旧诗词，可以一读的甚少…只有一个赵朴初，可以说是鹤立鸡群，既有高深的古典文学修养，又能自铸新词，所作自不同凡响。当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更是独步古今，空前绝后，此乃胸次、识见、学问、天才所使然，不可企及也（1977年1月14日）。”谈到书法现状，先生曰：“《书法》（指大哥在1977年11月17日致弟弟的信中所指某《书法》一书）上的字，窃以为无佳品，此亦可见中国之书学有日趋衰落之势。许多喜欢写字而以书法鸣者，大氐不学无术，只知道在撇捺钩挑上下功夫，而不肯也压根儿没有想到去读几篇古文、几首唐诗，或者研究一下孙过庭的《书谱》、包慎伯的《艺舟双楫》，更谈不上去涉猎甲骨、金文、汉隶、章草之类了…于是乎取其糟粕，遗其精华，搔首弄姿，令人作呕（1977年11月21日）。”足见先生立于峰巅之上，自然一览众山之小了。先生崇拜赵朴初的的学问，然对于其‘字’却不苟同。如曰：“赵朴初的字，真是俗不可耐，以其是名人，也居然称之为书法（1977年11月21日）。”即使是兄弟间，谈到学术，在贻先生也会毫无顾忌的直言于兄长。如曰：“信及诗已读到。诗写得好，空灵韶秀，有晚唐风。然以妇姑勃溪为题材，则未免大杀风景。字比诗差一些，老练有余，而精神不足，结构方面受赵松雪影响太深，予人以矫揉造作之感（1975年11月23日）。”说到专业学术，先生自信满满。如曰：“年来为儿女拖累，书道久已弃置。然以诗友吹捧之故，倒也博得了一点儿虚名，竟有不少人要我写字。自感功夫浅薄，不过欺世盗名而已。然以学问、胸襟诸端尚在时流之上，故尔庸俗之弊，庶几乎免之，此又聊以自慰者也（1975年11月23日）。”又曰：“我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的文章，是十五年前的旧作，当时我还只廿五岁。全稿十万字，因内容太专门……我想把它整理成单篇分别发表。在新的一年里，我将有五篇论文在全国性大型刊物上刊布（1978年12月13日）。”先生勇于责任担当，如曰：“将来古代文化还是要有人去搞的……将来能够懂得的怕不多了。若论继往开来，舍我辈其谁呼（1973年2月14日）？”先生重学术，轻名利，在给兄之信札中曰：“有消息传出，要我担任研究室付主任…‘富贵于我如浮云’，此等事，对我来说不如发表一篇文章更能提神（1979年9月23日）。”“所可自慰者……最近中央社会科学院又有人登门约稿，倘使天假以年，我扔可搞出点名堂来，给亲朋们一些安慰（1980年5月19日）。”先生一生敬业，视事业为最重中之最重。曰：“我的《训诂丛稿》，上海先是列入五年出书计划之中……我已将这部稿子剪贴整理编排就绪，略得30万言……像这样的训诂论文专集，不但解放后不曾出过，解放前也不曾有。老杜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善哉斯言也（1981年2月19日）。”先生的传统文化研究也讲究接地气，著述雅俗共赏。如曰：“书是给广大群众看的，因此不能不注意群众性（1981年5月17日）。”又曰：“《训诂丛稿》……封面仿照当代最伟大学者陈寅恪教授的《金明馆丛稿》，十分高雅。封面题签，出版社已请上海国画院院长、大画家王个簃先生写了一幅，字极好，我十分满意。我自己又托人请北京启功（元白）先生写……拟放在扉页上。因时间关系，他们的字已来不及寄你赏鉴了（1981年12月5日）。”先生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高低浅深，世人自有公论。正无须乎自我表襮，亦非卑陬小人所能抹煞也（1982年12月25日）。”先生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收获日丰，就像耕地的老黄牛，永不知停歇。如“我近半年来曾在《文史》十四辑、《中华文史论丛》语言专号、《天津师大学报》、成都杜甫草堂所办之《草堂》杂志等刊物发表论文，尤以前两篇（《文史》、专号）为高、精、尖之大块文章，有些所谓教授也者是一辈子也休想在上面显身手的。前次能给母亲汇五十元去，就靠了这些文章所得之稿费也（1982年12月25日）。”又曰:“有一出版社约我写一部《训诂学》，要求今年10月交稿，明年出书，因此我必须赶时间（1983年3月20日）。”又如“九月二十六日曾用快挂寄去《文史知识》一本。《我的治学之道》专文已在该刊刊出，头版头条，并附有照片和小传。文虽不长，但集中反映了我的学术观点，故必须让您一读也……《吴亚卿诗稿序》，乃游戏笔墨。另有‘书札存稿’四五十通，稍有文采，你来时不妨观览（1988年10月10日）。”

　　以上仅为弟弟郭在贻给兄长家信中摘录一二，想必作为乡野中的兄长郭连贻先生在每次阅读弟弟家信时的心情，必然是心潮澎湃与急不可耐，故此如获至宝，藏之金匮，方有我们今天得以见其真容。这哪里是家信？活脱脱的是弟弟向兄长所作成长汇报而已。

　　艰苦探索领先峰巅：20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拼搏，郭在贻先生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广播海内外，被学术界广泛认可，单位及政府也给予关怀与支持。如曰：“整个暑期，将在劳累、烦躁中度过，可为仰天太息也……昨日突然有一主管文教的副省长由党委书记陪同驾临寒舍，以示领导之关怀与重视……可见在省级领导心目中，区区小子已成第一流专家也（1981年8月1日）。”先生学术研究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如曰：“近得中国科学院来函，邀弟出席全国语言学科规划会议（增补我为全国语言学科规划小组领导成员）……此次会议规模不大（与会者仅七人），但规格极高（除弟一人为后生小子外，余皆为特大权威、学部委员）。会期定在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地点在京西宾馆（1984年3月4日）。”先生立于学术之巅峰，1985年即推其为任博士生导师。他工资不高，但竭力担当。如曰：“当然，能够带博士生的年轻教授毕竟是凤毛麟角。有趣的是：我的工资直到现在仍是七十六元，如此微薄的待遇，竟承担培养博士的学术重任，在世界上也算是奇闻！（1985年12月9日）。”又数日后信中曰：“我的博士生指导师学衔已获中央教委会批准，再经国务院审准即可招收博士生了……文科博士生导师年在五十岁以下者，全国唯我一人。这便是我拼跨身体所换得的最高荣誉（1986年1月16日）！”同年下半年，“《光明日报》十一月八（注：八，当为七）日，有杭州大学招收博士生的广告，导师名字均以开列（1986年11月10日）。”先生身为杭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生致力于汉语言文字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训诂学、敦煌学、楚辞学等诸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汉语言文学人才；主要著作有《训诂丛稿》、《训诂学》、《敦煌变文集校议》、《郭在贻文集》以及在他病逝后由其学生整理的《旻盦文存》等传世；生前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并于1988年被国家授予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是邹平大地走出去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著名学者、民主人士。

　　孝道为先手足情深：山东邹平与杭州，山水相隔，使得骨肉间聚少离多，然山再高，挡不住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路途再遥，割不断母子、同胞之间的骨肉亲情。在《合集》中刊登的郭在贻先生致兄长郭连贻的51封家信中，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游子对母亲的孝道、对家乡的眷恋、对兄长及故里的思念。在当年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先生始终如一尽其最大可能的与兄长一起承担起对母亲的赡养责任，倾其所能地给母亲寄生活费、给大哥寄茶叶、毛笔和书刊学习资料，给侄子寄《辞海》、《字典》等学习用品。当著作出版，收到稿酬，他便多寄一些，让娘亲和兄长一起分享自己的成果与快乐。俗话说长兄如父，作为兄长，郭连贻先生也始终如一，尽其所能的在物质上、生活上、精神上支持和鼓励远方的弟弟。他们奉行孝道，注重亲情，传承着古老又富有无限青春活力的“诗书传家、勤俭持家”的良好家风，在当地堪称一段佳话。郭氏兄弟，皆为至孝，多数情况下，母亲随兄长生活于乡野，弟弟除尽最大努力给予一定经济赡养费用外，更多的赡养责任是由兄长承担。古言忠孝难于两全，弟常常被愧疚之感困扰。如曰:“自顾行年四十，上不能报母氏劬力之恩，下无以副妻子儿女之望，‘静言思之，躬自悼矣’（1975年2月1日）。”伤感中还得请求母亲相助，如曰;“请转告母亲：冬天到了，昊、多都还没有棉鞋，买又买不到，务必赶作出二双棉鞋、二双布鞋寄来。郭昊的棉鞋要系带字的。不要太肥了（1975年11月23日）。”愚年近七旬，是过来人，那时在邹平农村系带子的棉鞋是非常时髦的，没想到大城市杭州也是如此。凭古稀记忆，蛮可以想象得到杭州城里儿孙的期盼，也想象得到乡野故里的老人戴着老花镜为远方城里孙子赶作系带子布棉鞋的场景，纳鞋底、制鞋帮的一针一线中寄托着老人对儿孙的思念与祝福。情景之感人与温馨，绝不是现在花千百元钱到超市去买所能买得到的。孝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弥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其家信中占有很大比重。

　　常人看来，自幼丧父，弟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毕业都离不开大哥的甘心付出，大哥有困难向弟弟求援相助也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新中国刚刚建立20年左右，千疮百孔的旧中国还处于相对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党的领导下勒紧腰带发展工业、发展经济，作为兄长既使家中面临断顿，甚至连买回国家派发救济粮的钱都没有，也不愿意向同样经济也很拮据的弟弟伸手。当弟弟从母亲信中得知后，感慨万分。曰：“今天得到母亲来信，谓家乡去岁歉收，政府发给救济粮，而大哥经济拮据，无力出款购买，又不愿向我要求援助……读后心中恻然！回顾廿余年来手足之情，何尝有过彼此尔我之分……大哥的困难，我是应当也是心甘情愿资助解决的，即使不能全部解决，暂解决一部分也好。今寄上十五元，可马上去买口粮（1969年4月28日）。”寥寥数语，情真意切，可见一斑。对于哥哥的处境，弟弟无时无刻不记挂在心中，如曰：“年来还在山上看果园否？于艰难竭蹶之中，仍能陶醉于大自然之光，寄怀于诗情画意，这要靠学养。但只要能达到这一境界，我想生活就会是有意义的（1973年2月14日）。”弟弟视时间如生命，陷于对事业的追求和囊中羞涩的原因，使得手足数年不得相见，亲人数年难能团圆，然思念之苦时刻萦绕于心头。如曰：“自六八年（1968年）一别，迄今悠悠五年矣，将来之见面，亦遥遥无期。中夜不寐，思念故人，不禁涕泪潸然！此种情怀，吾兄当比我更有体会（1973年2月14日）。”先生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如曰：“阔别九稔，无日不思一聚首，而终不能见面，都只为一个‘穷’字。自顾行年四十，读书万卷，而犹寒伧如此，岂不愧煞气煞（1977年4月7日）！”又曰;“今年夏季因参加高考阅卷、备课，兼之手头钱紧，未能回家。不能无憾，明年一定争取回去（1979年8月12日）。”又曰：“故乡行已成空话……今年九月，可能赴山东大学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届时自可回家一趟。但先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再使老人失望（1981年8月1日）。”又曰：“六月一日我将赴京参加训诂学课经验交流会，会议至六月十日左右结束。归程中我可能回家看一看，时间约在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但也不敢定准，到时候没有回去，那就是另有缘故。所以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否则失望更大。但无特殊原因，我是要争取回去一趟的（1982年5月8日）。”据说，先生一生忙于事业，大概只有1968年、1982年、1987年回家省亲看望，彼苍不公，先生于1989年病故，魂归苏杭。

　　先生十分关心兄长的生活也更关心兄长以及晚辈的学习与进步。如曰：“知道你需要毛笔，买了三支不同品类的，母亲会交给你的。顶好的自然是狼毫，但太贵，买不起。给宪明子一支铅笔盒，一本字典，一个笔记本，希望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买了十包麻酥糖，是给你的，因为你好吃甜东西（1974年4月15日）。”又曰;“久未去信，无非因为潦倒穷愁。新添一丁，无异于降薪二级，勒紧腰带……（1974年10月13日）！”“寄上《辞海》一部，用挂号，请查收。此书装帧精美，价格昂贵，注意不要被偷走，也不要出借，以免污损……《辞海》我参与了一段工作，故编写者名单中有我的名字（1980年8月15日）。”母亲思儿心切，1973年赴杭州探望儿孙，然仍需家中支持。如曰“母亲来此已数个月……带来的60斤粮票早已用光，我们第三季度的粮票已告罄尽。眼下已到了燃眉之急。甚盼早一点寄粮票来（1973年9月3日）。”兄长有嗜茶之好，弟弟时刻挂于心间，少则一斤半斤，多则三斤五斤。先生虽为学术狂人，学识立于峰巅，然一生为经济拮据所困。如曰:“书出后，经济可谋好转，目前则穷的一塌糊涂。昨天因无钱买米，不得不又忍痛卖掉一批书（每逢月底就缺钱），可叹也夫（1981年12月5日）。”又“估计稿酬（《训诂丛稿》）在三二月之内既可寄来，我想请你在十月上旬来杭州玩几天，住多少日子由你定，所有费用自然由我包下来，也算了却平生一桩夙愿也（1985年4月3日）。”稿酬使得弟弟经济拮据状况好转，如曰“五月九日寄去五十元，想已达。以后每月按此数目寄，不可少。你供我读完了高中、大学，我不能再让你负担下一代。我教了二十多年大学，而今又成了名教授（教授之上还要加上个‘名’字，这是学术界对我一直的估价，非自吹自擂也。可怜！我至今只拿到助教的工资，用鲁迅的话说：这叫做‘特别国情’）。经济上竟不能报答你的恩情于万一，真乃平生憾事，死也不能瞑目的（1986年5月19日）。”又“绫子抽空便去买，以后需要，来信即可，不必寄钱，我的经济状况总的来说趋向于好转，这点钱还能拿得出（1986年11月10日）。”又“五日寄出包裹一只……八日寄上二十元，九日又寄出包裹一只，内绫子二十米，注意查收。绫子只此三种颜色，价钱似乎比去年贵了好多（记得去年时二元五角一米，今则三元六角一米），长价最吓人的是肉、鱼、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国家再不采取措施，小百姓将无以生活矣。钱不要寄来。我虽穷，但不至于连这点钱也腾挪不出（1987年9月10日）。”“你的经济似仍很拮据，今寄上三十元，供零花用，不必让母亲知道（寄往史志办）…（1987年10月10日）。”

　　三、郭连贻—最后的乡贤

　　《最后的乡贤——郭连贻传》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滨州市作协原主席李登建的一部力作。该书具体、生动地记叙了传主郭连贻一步步成为“乡贤”的过程。郭连贻先生，幼习书法，初学赵孟頫、颜真卿诸帖，后学李邕《麓山寺碑》、虞世南《孔子庙堂碑》、米芾墨迹，至中年习北碑《张玄墓志》、《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等。书法作品多次在《中国书法》、《中国文化报》、《书法导报》、《大众日报》、《艺术中国报》、《滨州日报》、《大众日报书画版》等发表。1992年，滨州书协举办了“郭连贻书法艺术研讨会”；1997年，作为滨州地区五老之一（其他四老为宋勉之、石雨田、高钟亭、乍启典）参与了滨州地区书协举办的“五老书画展”；1996年，省《书法艺术报》以“道法自然、老农意趣”为题，作了专题介绍；1997年，河南省《书法导报》以《疲惫而孤独的旅人》为题，作了专题介绍。同年，省电视台在“今日滨州”、“消闲时光”等栏目作了专题采访播放；1999年，全国著名书法家、政法学院于明诠教授以“老蔓缠松饱霜雪”为题撰文，刊登于《中国书法》1999年第7期“现代名家”栏目；2004年6月5日至16日中央四台承办，由直属国务院新闻对外宣传制作中心拍摄的《中国农民——郭连贻》在香港“凤凰卫视美洲台”对美国西海岸播放；2021年5月9日，《郭连贻郭在贻信札合集》新书发布座谈会在滨州邹平市举行。来自省内外的4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研讨两位先生信札的深厚内涵，缅怀其人文情怀和艺术魅力，弘扬其治学精神，打造邹平文化名片。先生是今邹平市颇受世人敬仰、怀念的著名布衣文化老人。他积聚了邹平历史文化底蕴，形成了一种整体的文化氛围，并将这种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传递给了邹平后人。原滨州市作协主席李登建笔下称其谓“最后的乡贤”！之所以称其谓“最后”，是李登建先生基于社会责任感发出的呐喊，这对荒经蔑古、道德滑坡、唯钱之上、娱乐至死、温水煮青蛙现象盛行的时下更加具有非常的现实意义。郭连贻先生幼年丧父，命途多舛，游曳于乡野，酷似深山里的隐士，然论其学问、品行、风范则颇为众口称赞，是影响邹平文化发展的布衣大儒，乡野饱学之士。在《合集》中，郭连贻先生信札无一家书，所收录的全是与社会各界各行同道、友人、媒体、故旧、新交等私人往来信函。这时的郭连贻先生已是77-84岁高龄，单从年龄上讲，所致信者以晚辈居多，可称同辈者不过其一二。其中既有老熟人，也有新朋友；既有熟悉者，也有生面孔；既有教授学者、专家同仁，也有慕名切磋或求教者。无论与谁，皆谦逊待人，凡有信札来，必诚心回复。字里行间，似乎记载着一个时代、一个乡野布衣文化老人对家乡的爱戴、对事业的梦想、传统文化的挚爱，这些信函除其书法艺术具有颇高的珍藏与欣赏价值之外，其内容也十分丰富，灯下拜读，深为之动矣。

　　如致时任辽宁省军区政治部邢耀忠信函先生对远隔千山万水至交友人，贵在神交，不足于一时安乐，也体现了先生清高儒雅，谦逊待人的处事风尚。如曰：“老年人愿交朋友借慰迟暮，天涯何限！即使参商不期，应如雪夜访戴，兴尽而返，我何必见安道耶（1998年2月6日）？”又曰:“顷得大札并蒙惠赐《书画集》，感激无量；只是山川相阻，不得把晤以聆清音，怅怅然意有不惬。然得一神交，亦快事也（1998年3月27日）。”又曰：“其实我什么会员都不是，诗文自娱，引以为乐，余则未尝深思也。故上次奉函，特别严明勿估计过高，即此之谓也（1998年3月27日）。”先生欣赏年轻于自己20岁的书友邢耀忠先生的文章和书法，谦逊处事很是感人。如曰：“在中国书协青年会员中，书法之妙，不乏其人，兼以文笔如足下之老成雅驯，传统文化之深厚洞达，实属凤毛麟角，此盖非虚语也。意与足下‘等量交换’，奉上条幅两件，不避拙陋，望足下哂收，亦寄我作品两件，此地友朋嘱我代求也（1998年7月10日）。”又曰：“与兄翰墨往还，多有雅趣，望能友谊常葆，迟暮之年得如兄之妙友，足慰老怀矣（1998年11月28日）。”又曰：“拜读赠诗四首，兄于诗文虽多谦辞，我固知兄之才情，不以丹青为限，而诗文之妙，或有更胜于此者？予忘年交中精于翰墨而兼擅诗文者，舍君而外，实不多见，老朽不胜倾服之至（1999年3月12日）！”

　　致时任滨州地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高景林信函体现了先生高风亮节，不计名利，深受爱戴之缘由。如曰：“近年来，为徇惠答知、应诺酬谢，为人书写所谓书法作品，年以数百件计，从未言润资，故求字者颇众，但多属荒率庸劣之作。上至官衙，旁及农舍，回头审视，赧然自羞，真所谓废纸三千，谬种流布，悔不该有此。包括赠兄之手卷之类，他日必重写换回。此种心情，岂止若老朽凡夫俗子，即如大家上海白蕉先生，不是也把所作兰草重写换回，撕掉了之（1998年5月3日）？”

　　致时任滨州地区政府办公室科长李像润信函寥寥数语，既是肯定，又是勉励，忘年之交，情缘自在其中。如曰：“约在八一至八二年间，我写的一篇短文《说‘西’字》，刊登在《邹平文艺》上，虽然写的不是关于书法的，但总觉得与书法之所谓‘意象’有些关系，足下若能由此及彼，悟到点什么，可以发挥一下，做做这方面的文章（1999年6月11日）。”

　　致时任《邹平日报》总编室主任成刚信函表现出了先生谦逊低调，诚心实意的对社会、媒体及同仁赞赏褒扬之词提出意见。如曰：“惟文中涉及老朽者，有‘大师’之誉，极令老朽为之惶恐之至。我辈凡庸，‘书法家’三字今生也难当之；‘大师’之谓，今中国亦未见有几人。草率落笔，我县已有先例，然不过留下为人讪笑之口实。兄以后凡遇此者，必当慎重为好（1999年12月18日）。”

　　致时任山东省委机关医院办公室主任、《日记杂志》主编自牧（本名邓基平）信函情感高雅诗意浓浓，体现大儒风范，如曰：“日前，先生驾寒舍，然时间匆匆，未能畅谈，不胜怅怅。我固知先生才情横溢，今读大作，不禁肃然起敬，仿佛登山，初见泉石林木，及登深处，方悟‘无限风光在险峰’矣。钦佩！钦佩（2002年11月6日）。”又曰：“可能今年春寒缘故，庭院中并不见花。但兄不知，我们五辈人歌哭声欢之地的百年老屋已拆除改建。颇具江南风致的灰瓦白墙，与园门相映，可以说别具一格了。园门左右置木刻对联，是自撰的‘清风朗月原无价，翠竹黄花不费钱’。园门内的一幅，是摘自杜甫七律《客至》中的一联：‘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不知兄何时能枉驾到此一坐！庭中置有石桌，可共饮一杯也（2004年3月20日）。”

　　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学范信函先生与孙学范教授有神交，几乎无话不谈。如曰：“读兄三篇文章，想起‘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古诗句。兄古道热肠，极令人佩敬。至于弟学无成就，友朋为之游扬，多有溢美之词，诚惶诚恐，此后再有请托，再兴领教（2004年2月6日）。”先生谦逊待己，如曰：“兄为我做专题，褒奖过高。要谈做学问，我连皮毛都不沾边，谈到‘才、学、识’，则不免诚惶诚恐，不胜愧疚……老朽譬如一池死水，微风过拂，或可生些涟漪，一旦搅动，则不免沉渣泛起，就很难说个究竟了（2010年1月27日）。”

　　先生精通古典，书法认知高深，善于利用辩证法去分析书法现状。如曰：“我于书法，懵无所知，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一点感悟的话，窃以为书法这门学问，不好说得清，乃至永远说不清。正因为永远说不清，才能永远说下去。永远地说下去，才有创新，才能使书法的语汇日渐丰富，更加绚丽，使书法本意更加辉煌。设或有人一语道破书法的本质意义是什么，而大家又频频称是，并无异说，我想那该是书法的末日到来。宋代朱熹说《周易》（这部经典）好像一个大的布袋子，本是空空的，你想装进什么就有什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抽象的书法可类比否？望兄指教（2004年3月3日）。”又曰：“在书法形式中，对联一式为书家常用，又称双轴。兄意联语中间应有一中堂，此民间常见形式，则不免俗气，直挂一幅对联，便有端庄雅静之美，书法作品的形式与书体在不同环境中有不同的效果，此常为人所忽视。譬如北京故宫中之抱柱长联，非以端严庄重的、被人所贬的所谓台阁体不足以当之。试想以飘逸飞动的行草书书之，在此气象恢弘壮丽的宫殿之中，将成何等模样!惜乎人之不查。所以当今寺观题写匾额、对联，舍赵朴初先生而外，都不能挂。而在山水景观、亭台楼榭之中又非台阁体所宜为，必以行草体始能与环境相为辉映（2004年8月18日）。”先生对书法界浮躁现状颇感遗憾，评论曰：“说到书法，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前几天在电视中偶然见到山西杏花村汾酒杯书法大赛展播，说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在点评作品貌似有才的所谓评委中，除了我们山东老乡张旭光先生而外，据我平时对他们书法作品的印象，还真没有几个能同被点评者的水平相匹敌的。有的大名家，话倒说得令人信服，说到酣处真是神采飞扬，但看实迹——写的字也不过尔尔，乃至俗浊不堪，除了误人子弟，还能有什么好结果！现在的书界，浮夸风祘够起劲的了。重名不重实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北京的名家，据说一字万金都不写了，真捧得发昏了（2006年1月8日）。”即使是对书法名人也坦然直言。如曰：“寄来的王食三先生的篆书对联照片已读过，请恕我直言：食三先生于书法一道尚未窥其门径，与一位大家——暂隐其姓氏，犯了一个毛病，把书法美术化，殊不知六书中象形一书已不被书家所重视，其毕生所修炼者是‘道’，而不是‘器’……食三先生毕其生从书堆中走过来的，况且又同谢无量先生这位大家相共晨夕，就未能受其些许影响，受些启悟，此老朽所不解也……食三先生学问令我钦服，在此妄为评骘，深感失敬。无奈兄信中特别关注此点，不能不说，望能原宥（2006年6月12日）。”

　　先生与挚友交流，袒露心扉，正如《红楼梦》之葬花吟曰“一朝春去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如曰：“读了吾兄《浮生片忆》，深深感动。吾兄虽也有所谓遭遇坎坷，但毕竟修成正果，已成硕士研究生导师。弟只能说是无限伤心事，尽在不言中。但到底要感恩于党，最后作为统战对象，聘为省文史馆员，亦可慰我平生耳（2004年7月25日）。”其中酸楚哀切之意甚浓。先生关注社会，对某些不尽人意之处表现出了无奈与哀伤。如曰：“兄最近寄来之资料信函，至今还没收到，报纸亦如此，积数日送一次，还祘是好。有的直接不送，积多了可当废纸卖钱。如此恶劣，真国民素质落后于五十年代遥遥（2005年1月31日）。”俗话说“君子之交淡若水”，不在于把杯问盏，酒肉之欢。如曰：“年来，与兄书信往还，受益颇多，然则原是同乡，必致老朽桑榆晚景乃得识荆，机缘迟早必待其时也（2005年3月5日）

　　。”先生诚心谦卑的对待晚年书友，如曰：“兄信中对弟多有过誉之词，使老朽诚惶诚恐。必须向弟声言，我是并无多大学问可以与兄对衡，得以互相补益。倘自视有学（问），则不免有欺世盗名之嫌，其余不足观也矣（2005年3月5日）。”书法文字是先生一生的挚爱，友人所赠信笺用纸，自然也成为他的真爱。如曰：“剪报及荣宝斋信笺均已收到。信笺制作精美，反倒舍不得用了，留存下来以后写作品用了（2006年1月8日）。”

　　致时任滨州地区书法家协会秘书长陈杰：先生在“《寄情碎语》中说：陈杰是我的忘年之交，结缘于书法。但记忆中的初次碰面他还是一个面带稚气的、又天生一副幽默的情态、但着实写的一幅好字的小胖子。就其书艺而言，使我感到敬畏而自愧弗如……梁任公早已把话说下：‘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秋后之柳已是落叶飘零，春前之草则是生意盎然，倘还有些自知之明的话，就不能抓住《字典》不放。以为比一般小朋友能多说出几个历史掌故，多认识几个生僻字，多懂一点诗词格律之类的东西，就妄自尊大，若非出于生理障碍，也免不了是老糊涂了。所谓‘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也’（2004年9月24日）。”先生对书法临摹是颇下了功夫的，如曰：“临摹本子，我原来作为日课，还真写了不少，特别是送给雪松的临摹谢无量的作品上下两册，现在怕临不出来了。现在的这本，就送给你了（2009年4月3日）。”

　　致时任邹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邹平日报社》社长刘书臣先生重视邑地文化由来已久，在应刘书臣之邀写的小品文《鲜樱桃》中就道出了对戏曲改革的看法。如曰：“在七十年代初我还听过这张老唱片（指邓洪山演的地方戏‘王小子赶脚’），其美不可言，现在则不知还有保存着否？‘绉鼓子戏’已经改称为‘五音戏’，乐器齐备，洋则洋矣，雅则雅矣，但它原始的那种无可替代的乡土风情、文化色彩却消失殆尽（2004年12月25日）。”

　　致时任《书简》杂志主编王金魁时下人们离不开手机了，早在十几年前先生就对手机对传统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曰：“在传统文化中的简牍，现在只少数人尚还使用，至于少男少女们拿起手机一点便可接通海外，何其便捷。然则任何一种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无法替代简牍这一厚重的传统文化（2008年2月16日）。”

　　致时任滨州市滨城区第一中学英语教师吴波先生乃乡间大儒，尴尬受辱之时也表现出了不平与无奈。如曰：“去年约十一月份，葆彤君嘱我写一幅楷书，作为特邀参加中国书协举办的什么展。不久，负责此项工作的北京的一位胡立民先生来电催促，越快越好，我随即写了一幅楷书四条屏寄出。大约两个星期后，胡立民来电说了不少好听的话，‘无奈你不是中国书协会员，不能参展’。此前曾寄来稿费一千元，我接到电后立即将此区区阿堵退还。但在电话中，我特别郑重地说明，敝帚自珍，我的四条屏请以快件专递寄还，倘有丢失，则他日重温此次受辱，则不免少了许多人间苦辣味。胡立民还祘可以，将以装裱好的四条屏寄还。这次活动不是我‘毛遂自荐’，是他们向我约稿，是邀请展……我的作品已挂上唐山（大概是展地）的展厅，又再摘下来，以不是中国会员而被黜。中国书协营造的这种风气，够（独）霸的了……今将退还给我的四条屏的照片寄上，另对联一幅，不好，但是我个人创造的风格。收到后望足下多多提出意见。我已大聋，交流语言有障碍，只好一笔代言（2009年3月22日）。”

　　2016年，郭连贻先生也驾鹤西去，虽他的理想信念与他的灵魂一起升入天国，然他和弟弟留下的对传统文化、对家乡、对亲人的热爱与忠贞及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却永远的留在了邹平大地上、留在了邹平人的心间。